目前史學界已成定論的觀點認為：「三國鼎立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各地區封建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分裂傾向的加劇。」
其理由是：「長江流域上下游幾個區域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了勉強可以自給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給南方孫、劉的割據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同一時期北方的國家則由於社會經濟受到割據混戰的嚴重摧殘，無力消滅南方的國家，以統一中國。」
以上就是三國鼎立的「必然性」理論，可名之曰「經濟均衡論」。
史學界各類的學術論文都沒有越出經濟均衡論的藩籬。
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之際，長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吳、越等國家建立，何待於兩漢以來的江南開發形成經濟均衡！
割據長江上流的劉璋、劉表軍力和資源不輸於孫吳，更不減於劉備，為甚麼要等到劉備建立蜀漢，形成曹、孫、劉三家對峙？
可見經濟均衡論是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了。
●中國歷史上三國鼎立是唯一一次的歷史存在，可見這歷史局面出現是個特例。
特例必有其原因，不能以常規的必然性理論去解釋。
●每個封建王朝解體，都要出現軍閥混戰，群雄割據，而後走向統一，形成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週期性運動。
這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經濟發展的周期性運動。
因為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即使在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下，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
中央集權力量一旦削弱，或解體，就要出現群雄割據的局面。
而割據混戰破壞生產，給人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割據不持久）
人民要求和平，反戰，要求統一，反對分裂，是歷史的趨向。
南北對峙打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常規，但這些對峙都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尚且不能以經濟均衡論加以解釋，更何況三國鼎立。
●形成南北對峙局面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敗的漢人政權退到南方，依靠長江天塹作為屏障，而偏安江南。
由於這樣的歷史條件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對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現。
東晉(五胡十六國)與南宋(蒙古、金人等等)兩個時期的南北對峙，南方的經濟實力大大超過北方，而人心向背也有利於南方，因此南方往上北伐，岳飛抗金都取得了節節勝利，
但是由於南方政權政治腐敗，使北伐總是歸於失敗。
顯然經歷均衡論在此是無法解釋的。
東漢末年沒有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是軍閥混戰演成了三分，有著極其複雜的歷史原因，因而形成了一個歷史發展的特例。
●經歷是基礎，任何時候這都是立國的基本條件。東漢末戰亂頻繁，北方經濟殘破，沒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頓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確是三國鼎立的一個重要因素。
曹操南下荊州，接著又東進赤壁，連續大規模作戰，北方經濟無法承受。
周瑜論曹操必敗，原因之一是北方後勤供應不繼，士卒缺乏衣糧，馬缺草料，乃是一種冒進。
但是當時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只有區區江東六郡相抗，且孫權內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對抗眾寡懸殊，並未形成均衡。
只要曹操計畫周密，時機得宜，不冒進赤壁，完全有統一中國的可能。
赤壁戰後，荊吳之勢強，劉備入蜀，三國鼎立形成，才出現了南北的經濟均衡，對於三分對峙，有一定影響，但仍非主要因素，因為曹魏的實力仍大大強於吳、蜀二國力量之和。
尤其蜀國這個弱小政權，遠不敵曹魏，而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屢次北伐，所靠的是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及吳蜀兩國的互為犄角之援。
經過幾十年的對峙，北方經濟恢復，吳蜀兩國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的人力物力占了壓倒的優勢，三國也就歸於一統了。
●經濟的因素最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不能以此來反証，三國鼎立決定於南北的經濟均衡。
●人才的均勢上形成了曹孫劉三個集團。
●半個世紀的三分對峙，地理均勢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經濟均衡作為地理均勢的補充也起了重要作用。
●歷史研究的任務就是要按照歷史本來面目揭示這種寓於必然之鐘的偶然是怎樣引導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是將複雜的歷史內容規範在簡單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謂必然，是指歷史發展的趨向和客觀的歷史條件。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集團的經濟膨脹有很大的割據性，必然帶來軍閥割據混戰，反過來，割據『兼併』必然導致統一，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趨向。
南北的經濟均衡和吳蜀兩國所依靠的地形險阻是客觀的歷史條件，所謂偶然是指東漢末年軍閥混戰走向統一的過程中出現了三分鼎立的局面。
此局面是由於三分的人才均勢，三分的地理均勢，三分的政治均勢等多種歷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
三分的人才均勢，三分的地理均勢，三分的政治均勢都是『偶然』的事變。
這些歷史事變是『人謀』起了主導的作用。
二、東漢末軍閥混戰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勢。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在軍閥混戰中，使漢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孫劉三個堅強的領導集團。
官渡之戰奠定了北方的統一，消除了一個爭天下的強手，赤壁之戰曹操受挫，孫劉之勢強，於是奠定了三分之勢。
若赤壁戰勝，曹操必統一天下，但這兩次戰役都是強者敗，弱者勝，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從而改變了歷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變成了必然之勢。
這裡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孫劉赤壁戰勝，帶有偶然性，但偶然勝利之後，使形勢逆轉，成為了不可戰勝的強者，這就是必然之勢。
反過來說，叱吒風雲的袁紹和曹操不聽謀臣勸諫，喪失了取勝之道，只是偶然的一個失計，造成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必然後果。
●袁紹官渡之敗的主要原因是因勝而驕，一意孤行，急於進取，又坐失戰機。
袁紹外寬內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袁紹逞個人之智，又遇上曹操這樣一個棋高一著的對手，就難逃輸局。
官渡之敗暴露了袁紹的弱點，他不是曹操的對手。
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使統一的局勢一再受挫而演成三分之局，這兩次弱者贏的戰役，都是人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赤壁之戰，劉孫聯合的基礎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勢為前提的。
諸葛亮的隆中對策就是人謀在規劃三分。
●客觀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漢朝還沒有完全失去其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劉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幟。
兩漢儒學昌盛，它所宣傳的君權正統觀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氣節。
二是東漢世家大族正處於上升時期，多名節之士。
尤其是兩次黨錮之禍，士大夫反對宦官專政，贏得了天下人的歸心。
這兩個客觀因素對曹操有得有失，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佔了優勢，四方人才多歸往之，這是得。
但曹操出身於宦官集團的庶族，初起時不敵袁紹，不僅使得一部份的北方士人流歸了袁紹，且延遲了他統一北方的時日，眼看孫權坐大，劉備寄居荊州，而不能及早消滅，這是失。
三、曹孫劉三方的軍事、外交鬥爭和三分地理均勢、政治均勢的形成
三分的地理均勢和政治均勢都是三國鼎立的必要條件。
這兩個條件是伴隨著曹孫劉三方之間的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而出現的，也是人謀因勢利導而形成的必然之勢。
所謂地理均勢，是指割據集團利用地理條件抗衡對方的一種策略。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戰，因此占有險固地形勝的一方明顯具有優勢。
中國的地理形態是西北高東南低，東南面都臨海，所以王朝更替，一再演出北方戰勝南方的歷史現象。
偏安東南的割據政權被大海封閉，沒有迴旋餘地，又處於低地，攻守不利。
占有中原的北方政權不僅占有居高臨下的地理優勢，而且也是傳統文化的正統所在，政治上也佔優勢。
三分的地理均勢形成。
所謂政治均勢，是指群雄割據或列國紛爭之間的均衡外交鬥爭，形成勢均力敵的對抗集團。
孫權稱帝，蜀國遣使慶賀，訂立中分天下的盟約，三分政治均勢形成。
由於以上兩個均勢的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才鞏固下來。但這兩個均勢並不是平行的兩個因素，而是『人謀』規劃三分鼎立所同時進行的兩個方面。
即一方面謀求地理均勢，同時又謀求政治均勢，而地理均勢是政治均勢的前提條件。所以，三國形成時期，曹孫劉三方的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都是圍繞荊州的爭奪而展開的。
隨著荊州歸屬的解決才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勢，而後出現了三分的政治均勢。
至此，三國鼎立的對峙就成為了必然之勢。
孫劉聯盟是推進三國鼎立形成的最重大事件，它改變了當時政治格局的力量對比，造成南北均衡，才使得歷史的進程向著『人謀』預訂的三分軌道向前發展。
四、人謀在形成三分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最早提出三分思想的是孫吳謀臣魯肅。
直接規劃三分的是諸葛亮和魯肅，但他們兩人都只是規劃了三分之形，卻並不守三分之勢。
他們共同的目的都是要統一中國，但兩人各為其主，即分道揚鑣。
聯盟也隨即分裂。
當時，曹操不敢稱帝，正是有吳蜀聯盟。
曹丕竄漢選擇在吳蜀交惡之時，這當然不是巧合。
從滅曹魏的大局來看，孫權襲荊州，劉備復仇，都是不明智的。
由於孫劉雙方都想利用對方來增強自己，所以雙方的交惡就很難避免，不達均勢，則不停止。
三分均勢並不是葛魯之謀的本意。這說明，三分雖然是出自『人謀』的規劃，但又不為人的主觀意志所控制，而是錯綜複雜的歷史演成的必然之勢。
周瑜想阻擋這個勢頭，他執意要進兵西川，由於無力越過劉備這個障礙，含恨死於巴丘，過早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孫權逼魯肅討還荊州，魯肅不能辦，也因憂鬱而過早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都不是偶然的。
王夫之嘆魯肅早死，關羽驕矜，葛魯之謀遭破壞，是吳蜀兩國的一場悲劇。
由於荊州所處的要衝地位，關係著吳蜀兩國霸業的成敗，因此這場悲劇是難以避免的。
這又說明了孫劉的失策帶有必然性。
不過，進一步透視三國鼎立形成時期的各種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謀的得失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某些由人謀導致的必然，例如吳蜀爭奪荊州的悲劇也有可能用人謀來消解，假如劉備方外交上靈活一點，吳蜀矛盾的爆發不至於如此快速。
如果劉備外交上能做到緩吳之攻，一旦得了關中，那時蜀國將為上首之國，吳國也許就不來索討荊州了。
此假設肯定有實現性。
不幸的是劉備與諸葛亮過於執著人謀的隆中路線，不識大體，不講道義。
如果劉備更能審時度勢，也許隆中路顯得已完全實現。
○赤壁戰後，孫權急於討回荊州(重要之地)，殺了關羽，劉備為關羽復仇與孫權交惡。
我們強調人謀在形成三分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與經濟是基礎的唯物史觀並不矛盾。曹魏統一中國，經濟的因素起了最後的作用。
但在形成三國鼎立這短暫的具體歷史階段，人謀的因素則是最活躍最積極的。
統一之世，人心安定，國家組織形成固定的格局，人謀的一計之得與一計之失無關大局。
因此人才必然受到習慣力量的壓制，不易脫穎而出。
亂世人心浮動，各種力量組合未定，機會之來，一瞬即逝，因此人謀的力量講求實效，雄略之主不拘一格錄用人才，所以亂世出英雄，英雄造時勢。
三國紛爭計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也是人謀引導的格局。
綜合以上所說，三國鼎立形成的歷史原因是極其複雜的。
就根本性的歷史原因來說，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勢和三分地理均勢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人謀的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決定三國鼎立的人謀，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志，而是三分人才均勢所必然表現出的平衡運動。
無論是直接規劃三分的葛魯之謀，還是破壞葛魯之謀的周瑜，以及曹孫劉三方決策者籌略之得與失，都不由自主地再合力將歷史推向三分，這就是三國鼎立形成的必然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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